报社的会客室里，阳光透过玻璃窗落在69岁的张黎光身上，他面前的桌上铺满了泛黄的照片与手稿。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作为革命烈士盛慕莱的外孙，同时也是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七师分会副会长，张黎光在此接受采访，讲述那位以智勇搭建起上海隐秘红色通道的传奇外公的故事。盛慕莱不仅是抗战时期上海地下交通线的主要开辟者，更是被誉为“反经济封锁斗争中的尖兵”。
作为革命烈士盛慕莱的外孙，同时也是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七师分会副会长，张黎光讲述传奇外公以智勇搭建起上海隐秘红色通道的故事（受访者供图）
“还有更多的照片和手稿正在整理，我想让更多人知道他的故事。”张黎光从未亲眼见过外公，却在外婆、母亲的叙说和近二十年来对史料的潜心研究中，让外公的形象愈发鲜活。随着他的轻声叙述，一段尘封而壮烈的历史，一个从未拿过枪却凭智慧和勇敢始终战斗在抗战一线的地下党员形象，缓缓在我们面前清晰起来。
皖江抗日根据地“大江银行”印制的钞票（受访者供图）
1944年春夜的上海，日军哨岗的探照灯在街巷间扫来扫去，中华书局印刷厂技术员过雪川的粗布衫早已被冷汗浸透，肩上那副破旧的皮匠担子晃悠着，箩筐里的“石头”发出沉闷的碰撞声。这二十块石板压得他肩膀生疼，可真正让他腿肚子打颤的，是石版上那些细密的纹路——那是皖江抗日根据地“大江银行”的印钞母版，是能砸碎日军经济封锁链条的惊雷。
“站住！”
刺刀的寒光突然从黑暗里刺出来，岗哨日本兵的呵斥像冰碴子砸在过雪川脸上。他眼睁睁看着刺刀挑开箩筐上的破布，在“石头”间翻来搅去，浓烈的皮革药水味混着泥巴的腥气扑面而来。这气味是他此刻唯一的救命符，却也让他的心脏快要撞碎肋骨。
就在刺刀即将戳中一块关键印版时，一个黑影从弄堂边墙缝里钻出来，轻描淡写地挡在了中间。来人拿起块“石头”掂量着，用简单的日语跟哨兵闲扯几句后，日本兵皱着眉挥挥手将其放行。
过雪川强压着剧烈的心跳，挑起担子急步离去。他刚走进自家弄堂没多久，那个神秘的黑影也随之而至，弄堂的灯光照亮了来人的面容——正是以商人身份作掩护，暗中开通上海至皖中地下运输线的盛慕莱。方才全靠他用过去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学会的日语向日军解释：“这些石头是这个臭皮匠从垃圾堆里拾来，带回去用作扦皮的废物。”此话一出，便打消了日本兵的疑虑。
这出“废物闯关”的戏码宝龙配资，是盛慕莱几天前琢磨出的点子。用皮革药水泡过的印版裹上烂泥，别说日本兵，就是过雪川自己都快相信这是堆垃圾。可只有他知道，这位总穿着熨帖长衫的上海“商人”，手里攥着多少条这样的生死线。
盛慕莱烈士（受访者供图）
从镇长到地下交通线操盘手
1908年农历四月，嘉定黄渡镇盛家油坊迎来了一个男婴，父母为他取名盛毓騋。盛家老宅北面沿街，南面临吴淞江，是远近闻名的富庶之家。5岁入私塾，7岁进黄渡第一小学堂，学名盛慕莱，后考入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分校，他的人生轨迹本应是继承家业、安享荣华。
但学生时代就与共产党青年团组织成员过从甚密的盛慕莱，内心早已埋下革命的种子。成为黄渡镇第一国民学校校长、被推举为镇长后，他除了为家乡办教育、兴交通，身边始终聚集着一群为正义事业奋斗的热血青年。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的枪炮声传到黄渡镇，虽已减弱，却震碎了盛慕莱的安逸生活。“国之不存，家将焉附？”他开始思考自己能为这个危难的民族做些什么。
1938年11月，新四军组建“江南抗日义勇军”，急需打破日军封锁，建立秘密交通线输送物资。经时任“江抗”部队财政处处长蔡辉的引荐，在目睹常常忍饥挨饿的根据地军民、因药物紧缺而强忍病痛的伤员后，这位坐拥黄渡镇数条街产业的富家子没有丝毫犹豫，转身就变卖了部分房产和田产，用这笔钱启动了他的“红色运输计划”。
“外公连件首饰都没留给子女。”张黎光说，母亲十八九岁失去父亲时，手里只有父亲留下的毛笔、钢笔、指南针等零星办公用品。而那些本可让家人衣食无忧的家产，都变成了新四军急需的药品、通讯器材和武器零件。
千吨级德国货船（受访者供图）
从“诺亚方舟”到“日舰”运输
起初，盛慕莱用木帆船运输物资，但吨位小、速度慢，还常遭遇日伪军检查和土匪抢劫。在一次外贸商务会谈中，他敏锐地发现了国际政治裂隙中的生机——利用德日同盟关系，德国货船可在日军管控区域免检。
通过内线关系，盛慕莱砸下重金买通三艘千吨级德国籍货船。这些悬挂纳粹旗帜的货轮，成了穿越封锁线的“诺亚方舟”，定期从上海十六铺码头启航，从容驶过吴淞口，将“违禁物品”安全送到苏北护漕港。
1940年底至1941年春夏，上海的工人、学生、城市贫民争相报名参加新四军，却苦于无法突破封锁。盛慕莱再次动用德国货船，以每批数十人的规模，在不到一年时间里输送约1500名新兵到根据地。他们中大部分后来成为根据地教育、财经工作的主力，以及宣传、战斗一线的重要力量。
没人敢相信，盛慕莱的胆子能大到“借日军的军舰”。1942年，新四军第七师在安徽无为、巢湖区域面临更严密的封锁。盛慕莱接下为七师开辟交通线的任务，目标是跨越长江天堑。他把目光投向了日伪海军部上海办事处主任叶树初。
在日本海军欢联社大院（现瑞金医院卢湾分院），盛慕莱租下与叶树初办公室一墙之隔的房间，挂起“中华物产公司”的牌子。俗话说得好“近水楼台先得月”，盛慕莱隔三岔五请叶树初吃饭，还送礼给对方，两人很快就“称兄道弟”起来。看着“好兄弟”每日西装革履，汽车进出，随从前呼后拥，叶树初也做起了“发财梦”，殊不知正中盛慕莱的下怀。
凭借师范学校习得的日语，盛慕莱连日本顾问松冈也拉入局中。为坐收渔利，松冈答应动用日本军舰帮忙运货。于是，两艘退役的日本军舰成了新四军的运输工具，表面运送布匹、食盐，实则夹带军火和紧缺物资，在日伪眼皮底下完成着不可能的任务。
“外公把妻子的嫁妆都搭了进去。”张黎光说，用于伪装和采购的开销如流水，抗战胜利时，盛家只剩一幢年久失修的旧房子。
租界货运码头（受访者供图）
从封锁线到“小上海”的商贸网
盛慕莱的智慧不仅体现在运输上。当看到码头上堆积如山的蚕丝和农副产品时，他构建起双向贸易链路——去时运武器药品，归时载农副产品回上海销售，既输血前线，又反哺财政。
于是这条航线成了活的血脉。去时，货舱暗格里藏匿着手摇电台、无缝钢管、药品等紧缺物资；归时，船舱满载的是根据地的农副产品。——盛慕莱以现代商业思维，构建了一条“进出口”双向贸易链路，既输血前线，又反哺财政，在敌人的经济封锁网上撕开一道裂口。
在他的协助下，新四军第七师成为全军军费最充足、伙食标准最高、军装最整齐的部队。而无为县汤家沟地区在他的规划下，从萧条小镇变成“小上海”，至 1944年春，已是全国十九个抗日根据地中最繁华的商埠，上海、南京的商人纷至沓来，码头昼夜繁忙。盛慕莱为此受到了时任新四军“新江抗”部队司令员兼政委谭震林的接见和嘉奖,被称赞为“反经济封锁斗争中的尖兵”。
1949年4月下旬的一个雨夜，盛慕莱去学校看望女儿。蒙蒙细雨中，他从口袋里掏出十块大洋，神情严峻地说：“这是你们两个月的费用，时局紧张，不要到校外去。”这是他留给家人最后的话，转身消失在雾雨的夜幕中。
一个月后，虹口公园的园林工人目睹了他的就义。这位从未拿过枪的战士，用商人的身份作掩护，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长江依旧奔涌宝龙配资，那条暗夜里的红色航线早已汇入历史洪流，但盛慕莱和他用生命守护的光明，永远留在了潮汐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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